糧食危機

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以〈迫在眉睫的糧食災難〉"The coming food catastrophe" 為主題，刊登了好幾篇關於糧食危機的專題報導。

世界各國所生產的糧食原本足夠餵飽全球人口，然而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卻讓糧食供求失衡，尤其是小麥和食用油，進而引發了迫在眉睫的危機。

首先是氣候變遷，從去年起長時間的乾旱和過於炎熱的天氣，使到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世界最大的小麥生產國歉收。印度為了穩定國內的需求，也在五月中宣布禁止小麥出口。

而造成糧食供應不足的更直接導因則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戰爭。俄烏兩國是世界葵花籽及小麥、大麥、玉米等穀物，以及農業化肥原料的重要出口國。小麥佔了28%，而葵花籽油更是佔了全球75%的市場。戰爭讓這些糧食無法出口，嚴重影響全球糧食供應。

本期《經濟學人雜誌》的系列文章中指出，原本烏克蘭生產的穀物和食用油是通過Odessa港口、經黑海運往海外。但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軍事封鎖了這海域。而烏克蘭為了防止俄軍攻占這重要海港，則在海面設置了大量水雷，使得該國唯一的海運出口無法通航。

由於無法出口，烏克蘭農民已收割的小麥大量囤積在倉庫裡日漸腐爛，外面的世界卻因為小麥的短缺而價格狂飆。小麥期貨在短短的三個月內漲了40%，嚴重影響了以小麥為主食的人民，尤其是非洲一些較貧窮國家。

而葵花籽油的短缺令部分市場轉向棕油，使得棕油期貨價格狂漲。最大生產國印尼的棕油產量雖佔了全球總產量超過五成，但高漲的棕油價讓業者把絕大部分棕油出口，使得國內市場貨源短缺。為了安撫民怨，印尼政府也在五月間禁止棕油出口，進一步加劇全球糧食危機。

一旦全球短缺，大部分的糧食肯定將優先供應給出得起高價購糧的國家。這情況在去年初Covid疫苗供不應求時期已出現過了。

除非俄烏早日恢復和平，否則糧食供需失衡的問題勢必將使得各國生活成本繼續惡化，並極可能演化成一場人道危機。

食物輔助計劃

七十年代末我初上小學時，由於學生太少，學校並沒有食堂。因此每當休息節時，我們學校便會出現相信是全國難見的奇景：學生們可自由回家吃東西。村子很小，從家裡來回學校還不到五分鐘。吃飽了慢條斯理的走回學校，上課鐘聲還沒敲呢！

後來政府推行食物輔助計劃，免費提供餐點給貧窮學生，我們全校學生都受惠。餐點由一名經營食攤的村民承包，飯或米粉麵食預先包好再用摩哆載到學校。

每當休息節時，我們便從書包裡掏出一根橘色的塑料湯匙（這湯匙也是政府提供的），排隊領取食物。領到食物後大家就在走廊上盤腿席地而坐，大口吃完胡亂抹口後就急匆匆的在校園裡追逐玩耍。

母校的鐘声

幾個月前重遊小學母校，拍了幾張照片並寫了短文貼上臉書。後來發現某個臉書專頁竟把我的照片和文章一字不漏的copy & paste 刊載，但卻唯獨漏掉作者名字和出處。

看來貼上網的文章、照片、作品等等已成公共資產，沒幾人會關心出處。

心想既然都如此了，我乾脆增添一些內容把它寫成一篇文章投稿。所幸老編不棄，刊登在今天的南洋商報商餘版。以下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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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鐘聲】

作者：廖國強

山坡上那棵盤根老樹見證了我的小學生涯，而老樹後的這排校舍則在風雨飄搖中屹立了超過半世紀。

這是我的母校－－安樂華小，一所建在山崗上的小型偏遠鄉村小學。1977年我剛入學時，全校只有這一排校舍，其中有三間課室和半間辦公室，校長和幾位老師擠在一起辦公。而學校太小，當年連書記也沒有，校長和老師還得兼任書記。

由於只有三間課室，全校六班學生分成上、下午班：低年紀生讀下午班，高年級生則讀早上班。一直到幾年後建了兩排新校舍，才終於解決了空間不足的窘境。

而廁所建在校園內最偏遠的角落，遠離課室。陰雨天的傍晚，若一個人走過長廊上廁所時，心裡都有點發毛。當時尚未有自來水供應，校方在廁所外挖了一口井，校工每天從井中汲水供清洗和澆花草。

由於學生太少，所以學校並沒有食堂。每當休息節時，我們學校有個相信是全國難見的奇景：學生們可自由回家吃東西。村子很小，從家裡來回學校還不到五分鐘。吃飽了慢條斯理的走回學校，上課鐘聲還沒敲呢！

有些家長則會給孩子送食物。我兩個姐姐都很疼我，剛上一年級時她們常常在休息節時帶食物給我。尤其是當時讀六年級上午班的二姐，有次煮了湯麵，裝在鋁製食格帶給我。還擔心我會燙傷，堅持要一口口餵我吃，結果被小同學笑了好幾天。

後來政府推行食物輔助計劃，免費提供餐點給貧窮學生，我們全校學生都受惠。餐點由一名經營食攤的村民承包，飯或米粉麵食預先包好再用摩哆載到學校。每當休息節時，我們便從書包裡掏出一根橘色的塑料湯匙（這湯匙也是政府提供的），排隊領取食物。領到食物後大家就在走廊上盤腿席地而坐，大口吃完後就急匆匆的在校園裡追逐玩耍。

有段時期食物輔助計劃中還供應牛奶。學生們拿著也是政府提供的塑料杯子排隊，等著老師把盒裝鮮奶倒入自己的杯中。同學當中很多都不喜歡奶味而選擇不領，但我卻從小愛喝牛奶，所以每天都不錯過。

當年學校連電鈴都沒有，只有一隻青銅制的鐘，系著一根繩子，上下課時由人手敲鐘。那噹噹噹的鐘聲依然在記憶中迴盪，清晰得恍若昨日。班上沒人戴手錶，當我們看到負責敲鐘的校工從窗外走向掛著銅鐘處時，便趕緊收拾書本鉛筆準備下課。偶爾校工忙得忘了時間，大家便坐立難安左顧右盼，真可說是望穿秋水啊！

七十年代村里還沒有幼兒園，我們初入小學時班上每一個同學都是第一天上學。我們大字不識得幾個，ABC更是念不全。許多同學連華語都不會說，更遑論國英語了；彼此之間只能用客家和海陸豐話交談。若用現在術語，我們都是嚴重“輸在起跑線”的孩子。幸好大家都還算努力，如今在各領域都有不錯的成就。

青山依舊在，人事幾番新。回鄉過年時順道重遊母校，欣慰看到學校的硬體建設已漸具規模。希望學子們在較好的環境下，成就一代比一代更好。

初入職場

老同學阿翁找出了當年我們初踏入職場時的 Surat Tawaran，看了百味雜陳。

1996年大學剛畢業的我，第一份工作的起薪是RM1713；繳納了公積金和所得稅之後，淨收入不到RM1600。對了，那些年即使是千多塊的月薪也得繳稅。

但對當年的大學畢業生來說，這還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當時一般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介於1000－2000塊錢；而工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則較高。在私人診所工作的牙醫畢業生起薪最高，超過3000元，是我們眼中的高薪人士。

但那是馬幣還算堅挺的年代，當時US$1=RM2.50，S$1=RM1.7 。在馬六甲，一碟經濟雜飯RM1.50，雲吞麵不到2塊，電影票5、6塊錢，汽油每公升1塊錢。當年的這點薪水除了足以養活自己和孝敬父母零用錢，還能存一點錢以供日後成家及修讀專科的費用。

工作的第一年院方提供宿舍，三人共擠一房間。宿舍在醫院範圍之內，連交通費也省了。

當時薪金每年調漲RM60（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公務員凍結漲薪一年），但工作第二年起就沒有提供住宿了。我們在市郊Ayer Keroh 租了一間三房一廳單層排屋，月租RM400。

那時候也貸款買了一輛Proton Saga，月供4百多元。當年的Proton可說是車壇的天之驕子，即使想買也未必有機會順利訂購。而付了幾千塊錢的定金後，也還得痴痴等上九個月才能拿車。而且顏色、配套也沒得選擇，它賣什麼你就得買什麼。

當然那個年代的生活較簡單，開銷也沒有如今花哨。手機和通話費很貴，我們都用不起。沒有高速寬頻，我們只能用Jaring撥號上網。沒有廉價航空，出國旅遊只是夢想。很少精品咖啡館和精緻餐廳，而衛星電視則只有少數家庭安裝。如今的生活多姿多彩，但同時也得付出更高的代價。

經過多次的折騰，如今馬幣已大為貶值，物價也早已今非昔比。比起二十多年前的我們，今天年輕人的生活是比較寬裕還是拮据？

我有興趣知道不同年代的職場新鮮人的薪資增長和生活成本是否成正比，不曉得大家是否願意分享自己的經歷？

職場霸凌

職場霸凌這不良現象，相信各行各業都有，並非只發生在實習醫生身上。

然而由於實習醫生必須學的知識和實戰經驗太多，所以不管願不願意，都得跟著上司邊打雜邊學習。而會不會霸凌新人，最主要還是關乎上司的個人修養。

以我的經驗，上司可簡單的分成以下4種：

    1. 罵人又不教人

    2. 罵人但會教人

    3.不罵人也不教人

    4.不罵人又肯教人

不罵不教的，可能是自知沒有料，所以獻醜不如藏拙。

又罵又不教的最可惡，不但沒有料，還藉罵人來掩飾自卑。

而以下這個我每年都重複講一次的故事中的上司屬於第2類。她罵你時其實也在教你，罵得越兇教得越多。仔細聽她罵，獲益匪淺；所以我從不覺得自己被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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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剛出茅廬，有位上司特別兇，我幾乎天天被罵到狗血淋頭。每天早上只要聽到她高跟鞋咯咯咯的腳步聲遠遠傳來，我便心如鹿撞，準備挨罵。

某天她心情特別好，不但沒罵我，還說了個笑話。可惜我一時無法意會，滿臉惶恐的愣了一愣。等我回過神來明白原來那是個笑話，趕緊咧嘴欲笑；而她卻已轉身離去，我想補笑也來不及了。

#以前的人不懂愛的教育